文献委员会、莫斯科自然研究者协会、数学协会、俄国地理协会、彼得堡矿物学协会，等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哲学和政治学说的进展之外，历史学引人注目地经历了从贵族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演变的过程。

1819—1826年间，卡拉姆津完成了12 卷本的巨著《俄罗斯国家史》。这部从古代到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俄国史著作是对18 世纪贵族历史学的总结，达到了当时俄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卡拉姆津是用改造过的俄语写作的，因而此书文字流畅，表达生动。作者使用了大量珍贵史料，并在注释中表明了自己对俄国历史问题的见解。但卡拉姆津站在保守的立场上，竭力为沙皇制度辩护，认为俄国在860 年前是软弱的，它的伟大归功于引进了君主制，它也只有在君主制条件下才能发展和繁荣。正因如此，这部著作被称为“专制主义的史诗”。在30—40 年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使俄国史研究日趋活跃。斯拉夫派的主要史学家是米·彼·波戈金(1800—1875)。波戈金是在卡拉姆津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他认为俄国历史与西欧历史有着基本的差别，而探求这种特殊性应该从俄罗斯历史的起源开始。波戈金致力于俄国古代史研究，他的7 卷本文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政治观点而言，波戈金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反映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他主持出版的《莫斯科通报》和《莫斯科人》杂志是斯拉夫派的主要舆论手段。他还写过一些反映俄罗斯风俗人情的小说和历史剧本。西方派史学家除了前述格拉诺夫斯基和齐切林之外，特别应该提到索洛维约夫(1820—1879)。索洛维约夫是俄国史学中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长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俄国史，他的历史观强调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29 卷本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史》，这是从1851年以来以每年一卷的速度编写出版的。在写这部著作时，索洛维约夫搜集了大量从未被使用过的原始资料，并作了认真的校订。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从宗法关系逐渐向国家关系过渡的历史；由于俄罗斯国家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它不得不建立起对各阶层居民的奴役；但当这种奴役的必要性不再存在时，国家就会自己解放它的人民；人民运动对国家制度的反抗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索洛维约夫的这些观点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力图用历史来证明由专制国家用和平方法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合理性。索洛维约夫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是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对19世纪后期的俄国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