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5月30日，开书店卖书的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17日、23日，刘半农（署名“夏”）先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被禁止否？》等文。7月6日，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他3天前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从中我们得知《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甚至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都曾成了禁书，虽然当局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宣布，禁书单却秘密存在。

9月3日，京师警察厅堂而皇之发出布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一语道破玄机。也是在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一口气关闭了《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日报》、《杭州报》、《浙江民报》等十几家报纸，连《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商报》等上海报纸设在杭州的分馆也未能幸免。

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

禁书单、封报馆，照样是1924年甩在言论史上的真实一幕，是一道道抹也抹不去的伤痕。好在刘半农、胡适他们还能在《晨报副刊》提出公开质疑，当局只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