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寨墙内的人心头一颤，尤其是像李老蔫这样的人，总觉得那响声砸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壳上。

豁口在尘土弥漫中一天天扩大，凛冽的穿堂风毫无遮挡地灌入寨内，卷起枯叶和沙尘，也卷走了最后一丝封闭的安全感。豁口外，那条通往九龙塘的土路清晰可见，远处模糊的村落轮廓和更远处海港的桅杆，都提醒着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也从未如此令人不安。

寨子中央最大的晒场被彻底清空。一袋袋印着英文、沉重无比的灰色粉末（水泥），如同小山般堆积起来，散发着一种陌生的、略带碱性的气味。粗长的、锈迹斑斑的钢筋被牛车艰难地运入，卸在另一边，像一堆冰冷的巨蟒。成堆的河沙、碎石（骨料）占据了剩余的空间。这些来自“西洋秘法”的冰冷材料，以其庞大的体积和陌生的质感，宣告着一个迥异于木头、泥土和竹篾的新时代粗暴地降临。老石匠们围着这些“洋灰”和钢筋，小心翼翼地敲打、嗅闻，满脸的不可思议和深深的怀疑。木匠们则对着运来的复杂木模板构件图纸发愁，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标注，比最复杂的榫卯结构图还要令人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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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墙后的第七天，寨子的空地上堆成了小山：香港运来的钢筋粗得像儿臂、水泥用油纸包着防潮、从新安县城烧的红砖、从维多利亚港挖的沙子。

“钢筋要弯成‘箍’，” 佛山木匠老陈蹲在地上画图纸，“每根柱子用四根钢筋，上下用‘箍’捆紧——这样才经得住地震！”

“水泥要按‘一比三’配沙子，” 铁匠阿强挽起袖子，“我试过了，太稀会塌，太稠不好抹！”

泥瓦匠组的李伯（原20户）捏着水泥块：“刘先生说，这叫‘混凝土’，凝固后比石头还硬。咱得先把地基夯实——用夯土机！”

人群里突然响起惊呼。只见两个戴瓜皮帽的男人推着香港租来的“蒸汽夯土机”冲进空地，“突突”响着喷出白雾。

“这是‘西洋机器’！”刘辉举着说明书，“能夯实地基，比人工打夯快三倍！”

阿珍7岁的儿子小宝扒着机器看：“阿娘，这机器会‘打呼噜’！”

“那是蒸汽声，”阿珍笑，“等楼盖好，咱家也能用上这机器——打米、磨面，都省力气！”

然而，在工地边缘，老染匠吴师傅看着那些在尘土中奋力搅拌灰浆、汗流浃背却动作生疏的工匠，再看看堆积如山的“洋灰”，眼中的忧虑一日深过一日。他悄悄捻起一点水泥粉末，在指尖搓揉，那粗糙的质感让他连连摇头。不远处，李老蔫佝偻着背，机械地搬运着碎石，每一次经过那日益扩大的寨墙豁口，被那穿堂风吹得一个趔趄时，他眼中的迷茫和恐惧就加深一分。这用“西洋秘法”和众人血汗浇筑的新楼，究竟会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还是埋葬希望的坟冢？那豁口灌入的风，呜咽着，没有答案。只有冰冷的钢筋、灰色的水泥和朱砂记录的工分，在夏末的阳光下，沉默地指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尽管多数人支持，仍有少数人犹豫。

“阿婆，您咋还不搬行李？”阿芳扶着增城来的王阿婆。

王阿婆攥着祖传的铜锁：“我这把老骨头，住不惯高楼。万一楼板塌了，摔断腿咋办？”

“阿婆，”刘辉蹲下来，“楼板用钢筋混凝土，能承重五百斤！您看——”他指了指工地上的试验板，“刘先生让人从香港运了块样品，用大石头砸都没裂！”

王阿婆摸了摸试验板，叹了口气：“也罢……等我死了，这楼留给重孙，也算给咱王家留个‘洋楼’名儿。”

另一边，城寨中少有的香港原住民、阿强的爹（原20户的老木匠）蹲在废墟里，摸着拆下来的老木梁：“这梁是我20岁时砍的树，陪了寨子四十年……”

“爹，”阿强拍他后背，“等楼盖好，咱在二楼挂您刻的‘福’字——比挂在老墙上显眼！”

第八天，新楼的奠基仪式在拆墙处举行。陈启沅点燃三柱香，刘辉念了段《开工吉语》，人群里放起了鞭炮，是香港买来的“大地红”。

“第一铲土！”阿强举着铁锹，铲起混着碎砖的土，“夯土机，上！”

蒸汽夯土机“突突”响着，将地基砸得结结实实。泥瓦匠们跟着用模板支起墙基，钢筋组的老陈指挥着绑钢筋：“这里要弯成‘l’形！那里要加‘箍’！”

阿珍带着妇女们搬水泥，小宝跟在后面，用小铲子帮着撒沙子：“阿娘，我在帮楼‘吃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