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被称为“元丰党人”，比如章惇、蔡京；反对变法的人被称做“元祐党人”，比如苏轼。“元丰党人”把自己看做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人，在宋哲宗身边装扮起“改革行家”的姿态，希望这个小皇帝能够继续让他们掌控朝政，而“元祐党人”则被他们一一迫害。可是王安石提拔的官员，大都心术不正，企图打着“改革”的旗号来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实属投机分子，而王安石的识人不清给了他们掌握大宋江山的机会。

更让北宋江山雪上加霜的是，这宋哲宗的寿命也不长，才24岁就归了西，继而上位的就是北宋最昏庸的皇帝宋徽宗。我们都知道，这皇帝换得越快，天下就越不稳定。再加上在宋徽宗身边的都是高俅、蔡京等奸臣，他们以搜刮民脂民膏为乐，以奢侈享受为生活标准，祖宗留下来的七成财产都被他们挥霍了。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曾经有人说过，“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王安石。对于这种说法，现代人看来或许觉得纯属无稽之谈，然而在南宋到晚清这段时间里，竟然有很多人都是愿意相信的，甚至因此而将王安石说成是猪狗之辈。比如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描写了王安石辞官之后回家乡的一些场景：